汉藏边界地区的茶叶及其贸易与运输

帕特里克博斯
四川成都 - 2010年9月
中国探险学会为帕特里克博斯提供了一个为期三年的旅行和研究的经费,
最终目的是完成一本关于此次研究的书稿。

在四川西部和西藏东部的雅安和康定,地域虽狭小,但地理、民族和政治关系却很复杂,茶叶贸易在此发挥着巨大作用,笔者研究的重点就是探究汉藏边界的茶叶贸易。

在过去的千余年间,茶在西藏的社会和经济中处于核心地位。在西藏,糌粑,肉,盐,茶是众所周知的“生活的四大支柱”,而茶是其中唯一需要进口的传统主食。在19世纪以前,西藏高原80%的进口茶叶都来自于四川雅安的5个产茶地区,这些茶叶都要经过康定的贸易中心,从那里茶叶被篷车运往西藏高原的各个地方,有些可以远至拉达克和不丹的贸易市场。这篇论文探究在动乱的清朝末期和共和国时期,茶叶贸易在汉藏边界的雅安和康定地区发挥的作用,从而阐明经常被忽略的四川边界地带汉藏两族的真实关系。

茶在西藏的物质文化和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不能过度强调,因为茶叶不仅在当地被当作最基本的单位价值(比如从德齐版的《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目录中可以窥见),而且茶叶还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并且在西藏的宗教和世俗文化的社会习俗中处于中心地位。搬运工背负砖茶准备远行阿底峡是一位伟大的孟加拉圣人,他在11世纪领导了佛教在西藏的第二次传播,当他初次在西藏见到茶时,发现“供茶会”是寺院生活的核心,就赞扬饮茶在寺院礼仪生活中中心地位的合理合法化。然而,经典的文本中关于茶的神话故事,如15世纪的西藏记事录和著名的“茶昌之争”中的民间故事,却没有对一些实际情况进行说明,比如在长久的年岁里重达15万磅的茶叶每年如何运至西藏高原,西藏人或是汉人谁在这场贸易中充当这重要角色。

虽然中国和西方的学术著作已经对汉藏茶叶贸易的历史背景有大量的研究,但笔者在此对其进行简要概述。自11世纪宋朝王安石“新政”时期茶马古道形成以来,对茶叶贸易的管制和征税成为中国行省和中央统治者的一项重要特权,这也是古代中国政府对野蛮的西藏地区进行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一项关键举措。随着清朝早期雅安-康定路线成为茶叶贸易的主要路线,人们开始检测对茶叶限额和征税,以及对茶叶截留等控制措施,和评估这些措施的有效性。

笔者通过信息整合,包括中国地方志和县志,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本地记录,西方外交报告和旅行日志,研究了近代末期(即1950年前)雅安-康定间贸易路线的社会和经济背景。并且考察了茶叶贸易所经之地的政治经济权势---四川政府,西藏土司,陕西和四川商业派系,军阀,强大的西藏贸易家族。

随后,通过过去三年对雅安茶工厂和茶种植园至少12次的实地考察后,关于西藏市场独特茶砖的生产方法和它通过背夫运送到西藏边境小镇康定的运输方式,笔者收集了详细的资料。笔者与幸存背夫深入的口头交流和对他们行走路线地形的探索构成了资料的基本内容。

正是在康定,茶叶由汉人手中交付到藏人手中。在康定有48个传统的贸易公司,也叫锅庄。每个锅庄有其客户系统,并且与很多强大的西藏贸易部落,寺院,达赖喇嘛事务所,云南商人和当地酋长有关联。这些贸易公司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它们依照传统有由妇女管理,每个锅庄既是银行,旅馆,仓储,分装站,中转站,又是剧院。

雅安—康定的茶叶贸易作为汉藏合作的纽带有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它还从未成为以任何西方学术研究的话题。